地方债务正累积着越来越多的风险。银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这一数字是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5万亿元的107.74%，地方本级财政收入3.26万亿元的226.38%。如果加上中央政府的6万多亿元国债和近4000亿美元的外债，中国的债务规模占财政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地方债务的形成，既有分税制改革后地方事权与财权存在矛盾的宏大背景，也源于地方为国家4万亿元“铁公基”经济刺激计划配套的现实考量，但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地方政府一以贯之的的投资冲动。据报道，到去年5月末，全国各地方政府已设立了8221家投融资平台公司，其中以城投公司面目出现的县级平台多达4907家——即使中国最贫困的县也在大量举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显然，过多的基础设施建设会造成产能过剩，其投资回报堪忧。同时，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大多以未来土地收益做抵押，而土地收益因经济形势和国家调控政策的变化同样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能否如期偿债由此风险丛生。
    然而，如果地方政府不是冷对民营资本，而是将“铁公基”等垄断领域向民资真正打开一扇门，很多问题或将迎刃而解，地方政府也远远不至于形成如此多的债务。原因很简单，一方面，中国的民营资本已经非常充裕，仅民间拥有的金融资本目前就已超过10万亿元，地方政府大可不必借债经营；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不存在地方政府的投资软约束，其投资更充满理性，政企不分的城投公司在经营机制及效率效益上和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
    遗憾的是，多年来，民营资本对基础设施等垄断领域虽“觊觎”良久，却始终停留在“心向往之终不能至”的境地，鲜见作为，“玻璃门”、“弹簧门”让民营资本望而却步。
    一个鲜活的例证是，由温州多家著名民企出资成立、可调动上千亿元资金的某知名财团，因为无法实现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的既定目标而无奈转向了房地产开发。
    必须注意到，中国的债务问题虽远没有欧盟一些国家那样严重，其解决之道亦或有国有资产变现、资产证券化、财政转移支付等多种，但风险的最终埋单者依然是社会公众。
    眼下，国家为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垄断领域又出台了“新36条”，对房地产等领域的调控也使更多的民营资本在寻找投资的方向。无论是从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出发，还是着眼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都到了向民营资本真正张开双臂的时候。